邓小平与中国的社会变革

   第一部分    开创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现状：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那个时候逐渐形成了共识，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或者说，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78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一、78年的三个转折点：

1、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对西欧5国访问

2、11月—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3、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5国访问

1977年---1980年，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倡导下，中国多次派出高层官员考察团出国考察，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78年由谷牧副总理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五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的考察。这是个由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们带队的考察团，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考察的重点是经济事务，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考察使得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始打开，人们走出了意识形态的幻境，开始看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考察团成员本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原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看到了西方的文明与先进。考察团成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为中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2、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一个例行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会议开始两天后，会议计划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会议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倡导解放思想，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会议，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问题一一摆上了桌面。12月13日大会闭幕后，并没有立即散会，而是又开了两天的分组会之后，12月15日才结束，会议一致开了36天。在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准备会。3天后，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国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12月22日，大会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有人将这次会议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1935年的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史专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成为头号领导人），最终完成了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和墨守陈规到改革开放的三个转变。1978年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伟大转折的标志，中国从此开始一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新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个伟大转折和新的革命起点。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新生，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历经种种探索与曲折后，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通常全会的序号是与此前的党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1977年十一大），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只简单说“三中全会”时，都清楚是哪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开始。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和混乱对抗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于一人，“我们大家都有份”。邓小平不因为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泽东，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

比如：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果断地做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

他认为：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家庭出身”不再是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

在此之前，文革期间推荐上大学，主要标准是“阶级出身好”、“思想觉悟高”。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大多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占比重很小，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回顾历史，不能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做得很聪明。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如果说中国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使中国进入了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新时期。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中国的改革从这里率先取得突破。

据记载，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在一间破旧的小屋，签下了一份土地承包合约，在队长严宏昌的带领下，18位社员次第摁上了自己的手印，签字画押。-----（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包产到户在当时是明令禁止的。

小岗人的惊人之举，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是出了名的穷省，农民经常外出逃荒要饭。为解决安徽这个“老大难”，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于8月来到安徽，看到的是接连不断地送上来的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让他感到事态之急。他亲自到农村做调查。看到的到处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的景象，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感到心碎。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农村调查后，让万里没有料到的是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他下定决心解决饥荒和贫穷----“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万里领导起草了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省委六条” ——强调上级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只要能完成生产任务，可以把一些地里的农活安排给生产小组甚至个人，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等等。这些战胜农业灾害的决策，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天公作美，农民普遍获得了好收成。暂时缓解了饥饿的农民下定了将这一政策固定下来的决心，他们不惜拿性命做赌注，签字画押，就出现上述的一幕。“摁手印”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神情有多凝重，决心有多坚定。

这份来自民间的“包干书”，现在已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保存下来，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官方的宣传中，安徽的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应该说是自上而下，万里是功臣。他领导起草的“省委六条”，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种自留地，在集市上出售产品在当时就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正是有了“省委六条”这样的大背景，农民才敢大包干，才有小岗村的故事，当然安徽的农民也的确想“包产到户”。

79年，“包产到户”迅速燃遍了安徽大部分地区,粮食大幅增产。但是在安徽省委提出“省委六条”政策时，全国的政策还是明令禁止包产到户。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地关注，他主张不争论，也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同时，邓小平用行动默默地表示鼓励。邓小平深知党内某些人的反对，没有向更多人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用智慧的方法表达。邓小平在1980年说，在有严重饥荒的贫困山区，要允许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持不同意见的人（左派）知道邓小平是要允许把农业生产下放给贫困山区的农户，却很难反驳他让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免于饿死的说法。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安徽的包产到户予以肯定和支持。对包产到户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邓小平后来评价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该年的“一号文件”，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上第一次承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反复肯定了包产到户这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形式。

今天看来，改革所走过的每一步，大部分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我们把历史事件放回特定的历史环境时，才会认识到历史的每一点突破竟是那样的举步维艰。

家庭承包制在全国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短短几年内便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现，统购统销、各种票证被取消，迅速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到1984年，全国99%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粮食产量超过了4亿吨，人均400公斤，接近当时世界人均水平，当年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作用：粮食大幅增产，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有了参与工业化的权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

三、中国的社会变革

（一）流动——新时代的序幕

1、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

改革开放前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行政限制、户籍制度等把人们控制的很死。1964年国务院出台有关规定，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农民失去迁徙自由。20世纪70年代时，出行还是必须开介绍信，否则可能被扭送公安机关，薄薄一纸，离了它，出门、办事寸步难行。

1978年以后农民有这样的心声：解决温饱靠“包产到户”，致富要靠“外出打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旧体制下逐渐解放出来。从发展多种经营、创办小作坊、小企业起步，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离土不离乡，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指出：“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再加上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建设启动（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确定了试办经济特区），以及日益开放的沿海城市（1984年，国家又批准了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客观条件。

1984年国家出台规定，允许农民有限度进城务工（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条例正式允许暂住人口在城市居留，1985年9月居民身份证正式发布：成自由迁徙的凭证。

这些政策性规定为农民工外出打工提供了政策支持。

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农民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进城市，一度出现了民工潮。最典型的是涌向广东的民工潮。当时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广东最早引进外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风生水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扩张，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广东也最早允许外省农民流入。突如其来的民工潮，也让各级政府难以招架，广东向国务院告急， 199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但是经济改革的大潮却难以阻挡，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珠三角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时代，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外省民工，涌向广东，车站、码头、路边、人山人海。涌向广东的民工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一个缩影。

社会成员流动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性程度，它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标志。改革开放后，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外，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以及后来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建设等等都大大推动了社会成员的流动。

此外，还出现了一波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的大潮。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一大批人下海经商。

我们记忆深刻的还有：伴随着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大批下岗职工出现了，这些新的剩余劳动力转向了私营部门或从事个体经营。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流动越来越趋向自由，尽管这种流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无奈的。今天，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中国人的脚步越走越远，中国人的自由流动已成常态。

流动的社会才能带给人们幸福。

现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耕者有其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是关键(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78年以前依赖土地，农村非常贫困。要靠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自由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农民才能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更多的农民才不会再是“农民”，“新农村”才有可能。流动和自由，这是邓小平时代改革的经验，也是未来中国变革的方向。

2、流动——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

在人口流动和经济转型互为推动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城镇化的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算起，已经进行了30余年。中国已经由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时间是2011年）。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披露：到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9％（城镇人口1.72亿）提高到2011年的51.27％。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这表明我们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低，速度快。

水平低----

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并且是一个平均数，发展不均匀，是初级的准城市型社会阶段。2011年，中国只有15个省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超过50%，并且大多集中在东部和东北地区，而中西部省份城镇化率明显偏低。

2011年的城镇化率51.3%是名义上的，实际城镇化率很低。城镇人口6.91亿中包括了规模达1.59亿在城镇工作半年以上、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随迁人口（常住人口中还包括农民工）。这部分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镇、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2011年名义城镇化是51.3%，2012年是52.6%，2013年是53.7%，但实际人口城镇化只有35%左右。

90年代至今的城镇化被称为半截城镇化：人在城市里，户籍在农村。不能享受医疗、教育、社保、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公平待遇。

现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还仅仅用人口城镇化一个指标来衡量。如果再考虑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关系等标准就更是低水平了。

拿空间形态来说，很多城市都是老城区之外再建一个新城区。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老城区拥挤，城市病过重，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新城区则不具备城市功能。

拿城乡关系来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得到的补偿极其有限，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速度快：198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20%，2000年达到了36%，到2011年时城市人口历史性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化率从20%到50%仅用了30年。欧美发达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的城镇化，在从20%左右增长至50%水平，分别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发展太快，质量就要受影响。

无论如何，城镇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一是美国的高科技。

现阶段城镇化被提上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日程。

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提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新观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指出：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解决农民进城就业后的落户定居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当然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要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不能再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来发展城市。要有产业支撑，城镇没有产业就变成了空城。城镇发展要走可持续、生态文明、低碳绿色的道路。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障碍。

户籍改革并不是简单改户口，关键是户口背后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

在我国，就业质量和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依附于户籍存在，有无户籍差别很大。在户籍上有几十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

福利制度跟不上，农民还是没有能力进城，很有可能有钱的农民工才能进城。

农民的市民化是经济发展趋势，也是农民自我选择的过程，不能逼着农民离开土地上楼。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其自然的产物，欲速则不达。城镇化不仅仅是过程，更应该是一个结果。从中国情况看，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走欧美的道路，中国国情与欧美有很大不一样。有专家认为，中国保留30%左右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格局。城镇化率达到65%或70%是我们比较高的点。

中国农业人口过于庞大，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这不仅对应着中国的国情，而且也有利于部分农业人口的就近转移，缩小交易成本。

城镇化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无非在于两个方面：对进城者来说，是如何尽快转化为市民的问题，对政府来说，则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市民，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

（二）规则，在废墟上重生

计划经济时代人治大于法治，出现了“文革”的沉痛教训。

改革开放后，法律、制度等规则得以重生。

1、法制意识的觉醒与恢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强调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强调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还特别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代表人民的意志，大胆拨乱反正，在1980年5月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论述与规定，对于唤醒和恢复全党全国人民的法制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清醒剂作用，从而使20世纪末中国法制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导下，我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立法高潮。《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实施，中国从此进入了法制建设的快车道。截至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00多个重要法律，加上国务院和地方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已达5000多个。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法制建设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加强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从1986年开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使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得到提高。从86年开始实施“一五”普法规划，现在已进入“六五”普法阶段。

2、修改宪法，让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而变。

我国现行宪法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９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共有四部宪法：

54年宪法是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部值得遵循的法律。

1975年通过了第二部宪法。当时处于文革时期，所以带有比较浓重的文革色彩。----“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属于国家主席的职权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共同行使。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党政不分，从而使75年宪法成为政党与国家关系最为混乱的一部宪法。

第三部《宪法》于1978年通过，虽然当时文革已结束，但这部宪法不能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四部宪法——82年宪法。

由于78年宪法带有文革色彩，1981年中央决定由彭真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由于75年和78年宪法有“文革”的产物和左的东西，此次宪法修改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

这一次的宪法修改，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革”的沉痛教训，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来进行的。

这次修改后的宪法就是82年现行宪法，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12月4日后来成为全国普法日。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已经３０年了。

82年宪法恢复了54年宪法的一些规定。

恢复了国家主席设置。并且这次宪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史无前例地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

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规定。

82年宪法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

现阶段遵守宪法这一国家的根本大法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开宗明义忠诚于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4日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谈到：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指出宪法实施存在的问题：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的开场白：

我们衷心感谢人民代表的信任，从担任新职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是重大责任。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这些都释放了一个更加重视法治的信号。宪法是母法，是限制公权力的保障。

我们可以不忌讳地讲，公权力滥用对民主法治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改革开放前是这样，现在在不同的层面上依然存在。

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立法的大思想，这也促使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的崛起。

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一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该国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权利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强调公民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要求公民去私心杂念达至无私忘我的境界，对于主张个人利益的公民从道德上予以贬低。过去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被形象地称为“螺丝钉”。发扬螺丝钉精神，就是要公民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服从国家，忠于政党。公民作为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被国家和人民利益取代，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而是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

树典型，重道德说教，轻制度（法治）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不再盲从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力，推动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变迁。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它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公民私有财产权，为公民在财产上、人格及精神上独立于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民权利的崛起离不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限权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趋势。

随着《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党开始由强调政治集权控制社会转向强化法律控权管理国家。

现阶段，有法不依，滥用公权力，执法犯法现象严重。腐败现象严重原因主要在于此。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例都表明，它产生于权力 的滥用和不受监督、制约。

中国的法律尚未完备，法治精神更没有深入人心。不是有了法就是法治社会了。非得把“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习惯，至少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奉行它、维护它，才算真正实现民主宪政。

今日中国社会有着诸多问题和弊端，但这并不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相反，这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也是规则尚未能全面深入人心的写照。中国未来要更有规则出路只有一条：摒弃旧体制，坚持真正的改革。

（三）多元-----孕育着现代社会

1、经济多元。解除束缚后经济腾飞，所有制不再是单纯的公有制，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组织形式也多样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多元经济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东西都在改变。举个小例子：

生存不再依赖于政府供给一种方式。改革开放前的生活：粮票布票肉票，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票证去购买。没有票什么也买不到，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全国各地发行的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是受控制的，农村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

在票证制度之下，没有票证就意味着割断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失去了生存或生活的一种可能，因为当初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单位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资源，只能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的分配和供给。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生活物资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票证时代”终结（粮票最后一个退出）。生存来源不再单一，经济来源多种途径，物资来源也多种途径，现在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

2、经济多元带来文化多元（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 ，现代社会并不只有一种色彩。

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它不仅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而且带来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

过去个人从属于社会，要求个人把社会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无私奉献成为判断个人价值大小甚至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常讲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革命的价值观”。

长久以来，社会和舆论都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忘我无私”，甚至“累倒岗位上”体现崇高和伟大。我们也常常被对工作执着、无私奉献的典型所感动。

现代人现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不再倡导“累倒岗位上”，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这生命不仅仅只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和社会，健康的活着才行。

现代社会尊重人性、尊重个性，承认社会意识形态多样性，同时倡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国之魂）----主流意识形态来引导多元价值。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新阐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

现代社会不再是一种声音，一种价值取向，并未因为价值多元而导致社会混乱，社会系统还是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还在，积极向上的东西还在，传统的美德还在，现代人呈现出来的还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所以多元价值又何妨，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文化娱乐多元，且都带有时代的烙印。

改革前的娱乐，比较单一，看一场露天电影感到很享受，尽管电影常常是作为政治教育的一个手段。看电影成了政治任务，工厂组织工人去看，学校组织学生去看。

改革开放后，电影、电视剧生活娱乐性更强。特别是进口港台外国电视剧，民众可以看别人如何生活。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让人们热血沸腾不只是剧情，更是一种发自心底对生活的热情。到了网络时代，文化娱乐的东西更多，也更开放。

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还是被称为靡靡之音，禁唱。现在已是经典老歌在传唱。

在舞台上演唱的不再单单是革命歌曲、红色经典，各种旋律都在记录着历史。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音乐会上，崔健登台以摇滚乐的形式演唱《一无所有》。唱出自我意识觉醒的“我”，通过音乐呐喊。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让淳朴自然的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

“一无所有”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

《一无所有》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解放的更本质的方面。既有解放所带来的实惠，又有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追求。

8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铁饭碗真的被打破了。１９８６年８月３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1997年刘欢演唱了配合下岗职工再就业主题宣传的公益歌曲《从头再来》，这首歌记录着那个时代，也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营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制改革。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城镇下岗职工逐年增加，从98年---2001年，全国累计下岗职工2500万人，到2005年，达到了3500万人。对于许多国企从业人员来说，那是一段痛苦难忘的日子。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服饰文化多元：穿者打扮丰富多彩，更洋气。外国记者描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的形象：穿同样的蓝色衣服痴呆的看世界。

《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8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进入了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

服饰文化代表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落后，服饰就土气。随着经济的发展，服饰越来越洋气。

翻翻我们的老照片，看看我们曾经的衣着，既觉得好笑，又有痛楚，对比今天的变化，能从回味中体验今天的幸福是最好的了。

总之，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功勋卓著。我们不能一一回顾，这里看看84年的一些变化。

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粮食产量超过了4亿吨，人均400公斤，接近当时世界人均水平，当年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乡镇企业和农村的第三产业发展强劲，成为国有经济的强大竞争对手。

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变，成为又一重要分水岭。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给国有企业松绑，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地商品经济的论断。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承认了市场的作用。《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在于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84年1月，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到了广东福建（第一次南巡），他想亲眼看看5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么样。视察几天后，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已经证明是成功的。1984年电视刚刚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电视镜头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传播到全中国，为民众接受沿海地区的开放打下了基础。那次南巡让其它地方学广东，是邓小平的目的。

1984年4月，又开放了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把广东福建四个经济特区的政策进一步推广。

1984年12月19日，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订。声明指出：香港地区（即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于同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香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84年10月1日，中国迎来了第35个国庆节。阔别25年的国庆大阅兵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和赞叹。在阅兵和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你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你好”的行列中。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邓小平时代的最高峰。

   

    第二部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是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经济上，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10亿人口）。

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城市居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还少了49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原农业部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8年人口：96259万人）

中国农村原地踏步30年。

1981年10月29日，韩先楚将军返乡探亲。将军家为湖北红安县新建乡吴家嘴村。村前有一汪水塘，一座山岗，一棵百年大枫树，树冠遮天蔽日。乡人遇大事常于此集会。将军车停树下，乡亲簇围如堵。一七十老汉头戴破毡帽，身披破棉袄，脚蹬破草鞋。将军仔细打量儿时好友，笑道：“你小子，咋球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老汉对曰：“你这个官咋球当的，几十年了还让我穷成这个样。”见了儿时好友后，将军一日沉默无言。离开家乡时，将军对乡亲曰：“没想到解放30多年了，乡亲们还是这个样子，我韩先楚对不住你们，共产党对不住你们。”

邓小平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

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领导人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回答，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

1、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十四大把它概括为：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87年十三大：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81年到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从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部，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主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

2、历史地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与时俱进，第一次是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次是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列为党的指导思想。

2、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最早是胡锦涛主席于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这一提法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发展，到十七大，写进了大会的主题。

十八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有了新定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全社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了出来，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应该说这反映了十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也是党的十八大最大的理论亮点和历史贡献。

（1）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六个是明确规定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

（2）精神实质：《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3）实践要求：18大报告提到四个更加自觉：

这就是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

人类发展观有三次演变：

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观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

第二次是80年代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出社会的良性变迁。

第三次是90年代末对于个人自由的重视。发展的核心是个人实质自由的扩展（指政治参与、接受基本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等）。

世界银行在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发展观 ：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发展要避免“五个无” ：

——无工作增长，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就业增长；

——无声的增长，经济增长中没有公众参与；

——无情的增长，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多数公众收入的增加；

——无根的增长，经济增长毁灭民族文化；

——无未来的增长，环境破坏，生态恶化。

科学发展观要实现的是：

——有工作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有声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有情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有根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不是立足于自身的民族文化，这个发展是没有根基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有未来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建设美丽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十八大报告从我们党90年长期奋斗的历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新的角度，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18大报告系统回顾了90多年来我们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用简明准确的语言，高度概括了每一时期我们党的实践成就和理论建树。报告用“四个成功”高度概括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用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来概括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性贡献。

用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性贡献。

用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来概括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性贡献。

用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历史性贡献。

这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更有纵深感，更有厚重感，更具说服力，更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丰富：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论断，怎么理解这一论断，为什么说我们的根本成就不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具体的成就，而是说近乎于精神层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呢？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居于根本地位，既是其他成就的必然发展，又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其他成就。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多方面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由90多年来的成就积累而成，它是90多年来各方面成就的一个集大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是过去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继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萌芽于党局部执政时期，奠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取得的全部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其他一切成就的一个升华。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巩固其他一切成就的根本保证。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巩固和发展90多年来党所创造的成就提出了严峻挑战。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强基固本、凝神聚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为巩固和发展党90多年来创造的一切成就提供正确方向、理论指南和制度保障。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否定了党90多年一切成就的根本，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一切已经取得的成就就会丧失依托，甚至化为乌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党和人民在未来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提供了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今后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开拓了空间。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发展进步都将无从谈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和相互关系

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国情—基本路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三个层面构成：

第一个层面：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三个主要方面。

第三个层面：具体制度，即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内容。

相互关系：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

“三个总”的概括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深刻领会和把握好这个新概括有助于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意义。

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由来已久，1981年党的11届6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党的12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前面讲制度，这里讲到社会，都是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13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13大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14大、15大、16大、17大都重申和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8大就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初级阶段呢？

首先是是因为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

“我国经济总量虽然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排在第90位左右。我国的经济虽然持续健康发展，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人力资源虽丰富，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而且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加快，原有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了，但是工业大而不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增收困难不少。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一些领域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比较严重。全国人民生活虽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城乡、区域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仍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很多很多。部分群众的生活仍然困难，社会创造的活力虽然普遍增强，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也不少等等。

如果在这些现象基础上再做进一步归纳，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从发展方位来看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从发展阶段来看，正处于转型碰撞期，从发展环境来看，正处于特殊敏感期，从发展风险来看，正处于危险高发期，而这些就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就是说,只要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就都会得出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样的结论。

之所以要强调初级阶段，还因为认清当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于我们准确的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正确的制定执行路线方针政策，对于顺利的推进改革，谋划发展都至关重要。

大家知道，我们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说，这条基本路线，它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对于初级阶段有了动摇，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还能坚持一百年吗，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综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推进任何领域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不仅要在进行经济建设中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的时候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以后还要牢记立足初级阶段，不但在谋划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要做到既不超越阶段，又不落后于现实，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18大提出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总布局思想由来已久，十二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在实际上提出了“两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布局的概念是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五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实际上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七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总体布局的高度加进去，总布局扩展为 “五位一体”。这对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抱负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理想不动摇，以此来动员和激励全党同志，以此来团结和凝聚中华儿女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在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内涵）。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